故事的主題是關於“死刑”：他採訪了死刑服刑人員、警察、受害者的家人，影片冷酷而陰鬱，它逼我們面對這一道德模糊的領域。而從影片的片名，我們也不難看出赫爾佐格藉此“凝望人類靈魂深淵”的目的，這應該讓電影與傳統的探討死刑的紀錄片有所不同。 幕後製作 68歲的德國導演赫爾佐格在美國採訪了多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人，拍攝成紀錄片《凝望深淵》。赫爾佐格說：“人不應該被你的國家處死，這件事一點爭論的餘地都不存在……我認為惟一的例外是戰爭狀態。” “美國有34個州仍存在死刑判決，其中16個州目前仍可執行死刑。執行方式是致命藥物注射，僅猶他州仍有槍決。作為客居美國的德國人，我有不同的歷史背景，我尊重但不贊同美國的死刑。” 維納·赫爾佐格的四章節紀錄片《深淵》，每一章的開頭都重複這句畫外解說。畫面內，鏡頭掃過空無一人的刑前羈押室鐵柵欄，掃過牆邊長桌上的燭臺和聖經，再經過一小段走廊進入行刑室，讓觀眾看那張空蕩蕩的注射床。 接受過赫爾佐格第一次採訪後六個星期，死囚詹姆斯·巴恩斯寫信給赫爾佐格，暗示他將再供出自己犯下的兩件命案。他後來確實招供。“他們的罪行是兇惡的怪獸，但他們並不是怪物，就是人。”赫爾佐格這樣形容自己拍攝《死囚》的態度。 2010年，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和佛羅裡達州的幾處死囚監獄，這位時年68歲的德國導演採訪了多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人。其中名叫邁克爾·佩裡的死囚，在接受他的採訪拍攝8天后被執行死刑。他們基本都經歷了持續數年甚至更久的上訴、補充證據、複核之類程序，甚至有的多次被下達了執行令，又都撤回。除了佩裡，其他受訪者直到影片首映時仍活著。 以佩裡為主要人物的紀錄長片《深淵裡》，2010年9月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首映，11月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展映。另外的5名囚犯分別成為4部紀錄短片的主角，2011年2月14日在柏林電影節的特別放映單元首映。 赫爾佐格在十六七歲時就夢想著拍一部電影，講德國一座戒備最森嚴的監獄的故事，那時候他看了一些新聞報道，“我只能說我得下跪感謝上帝那時候沒讓我拍成，因為那想法太蠢太幼稚。”他在《死囚》映後的現場交流中說。 拍監獄的夢想一直存在，幾年前他突然對拍攝死囚萌生了強烈興趣，最令他入迷的一個原因是：“我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死，怎麼死。他們知道。” “你只有50分鐘” 佛羅裡達州的死囚監獄裡有大約400名囚犯，詹姆斯·巴恩斯是其中一員。1998年，巴恩斯因殺妻被判無期徒刑，判決下達7年後，因為在服刑期間皈依伊斯蘭教，在這年的聖月“拉馬丹”，他又供出自己1988年犯下的一樁命案，於是改判死刑。 那樁命案在佛州被稱為“燒床案”，一度相當知名。巴恩斯在佛州墨爾本市潛入一名女子家中，藏身衣櫃偷窺，然後強姦、殺人，而後為毀屍縱火燒了臥室。 監獄餐廳，光頭、穿橙色囚服、戴重鐐的巴恩斯坐在攝影機前。赫爾佐格的採訪開門見山：“我理解你希望博得同情以獲得改判，但（我的拍攝）並不意味著我必須喜歡你。我好奇的問題是，你在裡邊能看到天或者樹或者小鳥什麼的嗎？” “我總在囚室裡，與走廊隔著兩道柵欄，3米開外有扇窗，但最多看到對面樓裡的犯人。往旁邊看，5米外的盡頭有扇窗，能看到一些綠草，看不見樹，七八百米之外可能才有樹。” “能聽見鳥叫麼？” “聽不見。我喜歡聽雨打在房頂上的聲音。” “你還記得最近一次雨點落在身上是什麼時候？”赫爾佐格的提問這時更像一個記者。“應該是2002年了。是在一個敞頂的地方。” 但赫爾佐格說自己並不像記者那樣幹活：“我不準備任何問題。深入觀察他人的內心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難處是你只有50分鐘。獄方規定的面訪時間是1小時，10分鐘用來安裝機器、打光，50分鐘用來談話。你必須立刻找到恰當的語氣、融洽的狀態，如果做不到就失敗了。有個學電影的學生問我從哪兒學來的，電影學院不教這個……你必須會，必須找到辦法瞭解別人的內心。” 赫爾佐格首先要給獄中的囚犯寫信提出採訪拍攝要求，得到他們的書面邀請之後，才能聯繫獄方，獄方要批准。“聯繫德州是因為他們對媒體比較友善，會允許你拍攝採訪。佛羅裡達也對媒體不錯，兩個州都執行死刑。在押死囚人數最多的實際是加州，他們可以判但不執行死刑，於是牢裡的死囚越來越多，目前有600個左右了。” 同時也必須聯繫犯人的辯護律師。赫爾佐格通過閱讀案卷選擇拍攝對象，希望儘可能呈現不同個性的人，但一些他很感興趣的囚犯拒絕了拍攝。“有個人願意跟我聊，但最後一分鐘他的辯護律師給我電郵說：不要聊了，我們正在上訴，而我的辯護對象特別容易說蠢話。”赫爾佐格立刻答應放棄拍攝，但要求留著這個機會，等合適的時機。 約到人已經不容易，採訪還隨時有失敗的可能。採訪邁克爾·佩裡時，聊到120秒，佩裡突然沉默不語。赫爾佐格的心都提了起來：“這是個冒險的活，因為真的可能兩分鐘就完蛋了。”還好事情並沒有搞砸。 與囚犯的交談他選擇直來直去，“你要是在死囚的單人牢房裡關上十多二十年，你從一英里外就能看出這個人是砣屎、那個人假惺惺。辯護律師總是假惺惺的樂觀：我們還有機會；家人感情用事，拒絕接受兒女是殺人犯的現實。只要有個人跟他們有話直說，他們都會喜歡。” 都是聰明人 詹姆斯·巴恩斯幾乎像是個劇情片裡的角色，從他冷靜專注的眼神裡能看到他對言辭細節的斟酌。巴恩斯案件的檢察官告訴赫爾佐格，與巴恩斯談案子就像下象棋，他很擅長與控方進行猜燈謎式的對話：“我的律師會讓我怎麼處理？”“你覺得他會讓你怎麼處理？”“他會讓我不說話吧，你覺得呢？”“怎麼做由你自己定，要不要律師都是你自己的事。” “他只是想攪渾水。事情很清楚，他衣櫃裡有個死人而當時就他一個人在，誰幹的呢？所以他的策略就是希望在我的回答裡抓到漏洞，給訴訟程序製造障礙。他無疑非常聰明，熟知法律體系和刑事審判。”檢察官說。 1997年，因為吵架，巴恩斯掐死了妻子琳達，不知道怎樣處理屍體，就放進衣櫃，跑出去呆了幾天。案發那天他自己在家，妻子的母親、哥哥和嫂子來敲門，他說妻子要和他離婚，去律師那兒了。不到1小時，警察包圍了房子。 “顯然在單人牢房裡你有大量的時間一遍遍思考自己的案子，很多人也在監獄圖書館閱讀法律案卷。”赫爾佐格說，“比如巴恩斯，他能非常流暢地跟你舉出各種判例，諸如Faretta 判決（注：1975年的該案例在美國法律中確立了被告人的自我辯護權）。” 赫爾佐格卻在採訪中偶爾調侃這個精明的囚犯。當巴恩斯提到自己從小愛吃燒烤的各種肉類，他問，“這跟你成為縱火犯有關係嗎？”“不是吧？每個好廚子身邊都有好多火……”巴恩斯說。 第二章的主角漢克·斯金納被控殺了女友和她的兩個智力遲滯的兒子，他始終聲稱自己沒幹。斯金納天生喜感，鏡頭前興致勃勃滔滔不絕，說著話自己就常常笑起來。赫爾佐格對他的興趣在於他曾離死亡如此之近，而且他對死亡之路的細節記憶無比清晰。 2010年3月24日，四名獄警押著斯金納前往行刑室。他所在的德州州立監獄科納利監區未設行刑室，必須送到四十多英里外的另一監區。路上會經過一片湖，“我能聞到水的氣味。”斯金納告訴赫爾佐格。 囚車是封閉的，他能看到獄警和他們配備的槍+-+-+支，非常內行地在赫爾佐格的攝影機前報出每支槍的型號。他看不見外邊，卻知道跨湖的公路橋很長，因為過橋時車輪每一次“砰砰”，就意味著汽車壓過了一道橋樑伸縮縫。“那橋有46個‘砰砰’。” 坐在離行刑室咫尺之遙的刑前羈押室，牧師已經來了。他能看到通往行刑室的走廊，看到注射床上固定手臂的支架，看到監刑的觀察窗。斯金納臨死前胃口大好。赫爾佐格問他都吃了什麼，他不停地說了足有40秒，連沙拉里的蔬菜和醬料都記得清清楚楚。 然而離法定時間35分鐘的時候，最高法院打來電話取消了行刑。 第四章裡從加勒比海島移民美國的琳達·卡爾蒂想要孩子，自己因為年齡已經很難生，於是打起了即將分娩的鄰居的主意。她唆使小混混劫持了生產剛三天的女鄰搶來嬰兒，卻使女鄰窒息而死。 卡爾蒂在強制戒毒機構工作過不長的時間，“那種工作要求你有相當的市井智慧，老於世故，她嘴上說說就能讓三個街頭混混相信被害人家裡藏了900磅大麻，真是令人瞠目。”赫爾佐格問該案檢察官，她怎麼做得到，檢察官回答：“（利用人的）貪婪。”“我特別喜歡片子裡的那一刻。”赫爾佐格說。 “他們都特別擅長言辭。”當然死囚裡也有智商特別低的，什麼話題都說不好。一個牧師給赫爾佐格講過這麼個犯人，在刑前羈押室，牧師向他解釋接下來的程序，進入行刑室，綁上注射床，然後如何如何，他竟然會問，完事之後我還幹嘛？“所以你得挑人。”赫爾佐格說，“紀錄片的選角其實很重要，要下很大功夫，很像要拍一部好的劇情片你必須選對演員。” 本身就是了不起的電影 幾乎每個真實案例都讓人覺得足以拍成精彩的劇情片。赫爾佐格也承認有這個可能，但自己還沒認真計劃過。“斯金納的案子沒什麼，但人特別有意思；巴恩斯，絕對是極厲害的恐怖片，我相信他是女性的終極噩夢——裸體潛入她家，在衣櫃裡躲上4個小時，窺視她做家務、做飯、看電視劇、洗澡，然後現身，強姦、殺人，然後把她在床上燒掉。噩夢啊。” 第三章的兩個主角，約瑟夫·加西亞和喬治·裡瓦斯都是著名的“德州越獄七人幫”成員。2000年12月13日他們成功地逃出德州守備最森嚴的科納利監區，6天后在搶劫一家槍械店時殺死一名警員，40天后除一人自殺，其餘悉數落網並判死刑。 越獄前，這七人的共同點是幾乎都揹著漫長的刑期。加西亞因為跟人爭女友殺人，被判50年徒刑；裡瓦斯因多宗罪案被判了17個連續的無期徒刑，因為擅自把一輛維修工人的汽車開出兩英里，又被加判了99年徒刑。 “他們拿走了我所有的希望，這種情況下人什麼都幹得出來，有的人瘋掉，有的人自殺，有的像我這麼幹……”裡瓦斯在鏡頭前說，嗓音低沉，表情沉穩，“這些人很憤怒，決定越獄。這情節很吸引我，因為司法的極低智力含量和軍隊般的刑罰，本身簡直就是部了不起的電影。”赫爾佐格說。 從赫爾佐格最近的劇情片如《兒子，你都幹了什麼》和《壞中尉》來看，這些未來的劇情片值得期待。但他是個大忙人，很難說什麼時候才會動手。他說自己2011年拍了6部電影，在一部湯姆·克魯斯主演的片子裡演了個壞蛋，他經營著自己的電影學校，3月初在紐約惠特尼美術館的惠特尼雙年展，他還有件裝置作品要展出。 “我一般寫得快拍得快剪得快，這次是個例外。”赫爾佐格說，“拍的時候每個人你只有50分鐘，只有坐回到剪輯房，才有時間慢慢看拍到的一切，那真是給力。我和剪輯師喬·比尼都是嚴格的8小時工作者，但剪這部片子的時候，我們每天工作5小時就不行了。而且我們都復吸了。” 人不應該被國家處死 第一次訪問巴恩斯4個月後，赫爾佐格和他的拍攝組獲準再見巴恩斯。在第二次採訪的前一天，赫爾佐格找到了巴恩斯的父親——巴恩斯有十多年沒與家人聯繫過了。 赫爾佐格告訴巴恩斯，自己表明身份後他父親立即拒絕了拍攝。再問巴恩斯的父親有沒有什麼話想帶給兒子，他想了又想，說：第一我愛他，第二我恨他犯的罪。 “多謝。好久跟他沒聯繫了，很好。”巴恩斯紅了眼眶。“幾年前，我回想自己的經歷，寫下了這輩子我做過的最可恥的事、最驕傲的事，然後是這輩子讓我最傷心的事和讓我最高興的事。我想，最糟糕的莫過於我知道他還活著，卻對我萬念俱灰。這讓我在很多年裡一直低落，現在我感覺好多了。我理解他看到我罪行的醜陋，任何人這麼說我都理解。你可以在這兒哭著說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抱歉，但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個人為自己的行為100%負責。 “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多同情，我只是尊重人。”赫爾佐格反覆強調，自己並不是人性化地表現囚犯，“他們的罪行是兇惡的，但他們並不是怪物。這是最根本的態度。我也不會把他們表現成無法無天的反國家反社會英雄，就是人。” 影片每一章的敘事角度都不一樣，但在採訪當中赫爾佐格幾乎問到每個囚犯他的夢想是什麼。巴恩斯回答說：“我大多時間都在幻想得到現在沒有的東西，比如自由，大熱天我可以跳進大海，在乾淨的水裡潛下去再浮上來，就像重生或清洗。我是如此骯髒，洗不乾淨了，我只能夢想著會怎樣洗去汙穢。” “如果你每天都在混凝土小單間裡關23小時，只有一小時能在一個露天的籠子裡待著，你只能活在夢和幻想裡。”赫爾佐格說，“他們的人性凝結在夢中，因此我總是迷戀這點。” 雖然在每章的開頭赫爾佐格都在解說中重複聲明自己“尊重但不支持死刑”，他說自己並非想拍一部直接的反死刑電影。“德國人有不同的歷史背景——在納粹時期我們有過太多的死刑，系統化地殺死了600萬猶太人。我認識的同代德國人沒有一個不反對死刑。但作為一個德國人你也沒資格告訴美國人怎麼搞刑事審判。” 影片拍攝到一個退役的行刑隊長，在執行了125例死刑之後，他突然崩潰了。“事實上是由於一個女犯的行刑，在那次行刑的兩天之後他突然不能控制地顫抖，止不住地哭。那是他一種揮之不去的強烈表達，無意識地反對著死刑。”在影片的每一個故事裡，同樣有反對死刑的態度悄悄瀰漫。“很明顯我認為，人不應該被你的國家處死，這件事一點爭論的餘地都不存在。一個國家，無論在什麼形勢什麼時間，都不能以任何原因殺死任何人。”赫爾佐格說，“我認為惟一的例外是戰爭狀態。
